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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早期现代的政治世界中,欧洲先后发生过两场革命。一场是1688年英格兰的光荣革命,一场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两场革命都是在制度层面上展开,并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现代性。英格兰革命走的是“君主立宪”的道路。它是用法治性质的立宪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在君主框架下,国体不变,政体却从专制走向宪制。法国革命是带有民主性质的共和主义革命,它同时摧毁了“国王的两个身体”,既消灭君主的肉体又取代王政的制度。绵延上千年的古老国体从君到民,发生一百八十度的翻转。比较之下,光荣革命是保守主义性质的革命,正如法国革命是激进主义的。由此,保守主义现代性和激进主义现代性便构成了17世纪以来制度现代性的两张面孔。

当我们说英格兰的制度现代性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时,甚至,不妨推广开去,当我们说英格兰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民族时;那么,它所保守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自由,有人说是普通法,有人说是基督教。如果这些都没问题,但却忽略了英格兰保守主义在政治操作上最重要的一点,即保守古老的君主制。

英伦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正如研究现代和现代性的英国学者麦克法兰谈论英国时所说:“它把现代性引进我们的世界,它是全球最古老的现代国家。”从制度建构看,这样的表述很有意味。既现代又谈何古老,反之亦然。毕竟从时间维度,现代与古老,处于一根时间轴的两端。英法同为现代国家,但不能说法兰西是“最古老的现代国家”。因为法国大革命把它作为国家形态最古老的一面亦即君主制给打掉了。堪当此论的唯有英格兰。它是现代的,而且是第一个。但被人们视为由现代所完成的一切(共和、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都是在人类最古老的制度亦即君主制内完成的。英国直到今天还保持着传统的王室,这就是英格兰保守主义的象征。

英伦保守主义的特点充分体现在它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上。关于这场革命,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表述是:“伯克和麦考莱,忧伤地指出1688年的革命,算不上是革命,实是一场保守的运动,它充其量只不过是纠正了眼前的错误而回到古代的原则。其原则仍是君主制的。国王被宣称在当时的英国是必须的,共和国的观念尚未出现。这场革命主要是保守党亦即国教教徒的杰作。治理国家的精英们,在1688年以后,就像他们在此前所做的那样,继续统治着国家。没有出现从贵族政治向民主演变的力量。”阿克顿的论述有三个关键词:保守、君主制、贵族政治。构成对应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关键词:激进、共和制和民主政治。

自1066年诺曼征服后,英格兰这块土地上的王权就开始走向中央集权。经过15世纪中晚期的“玫瑰战争”,贵族大量战死,由此成就了16世纪都铎王朝的绝对主义王权。它在亨利八世时代达到顶峰。贵族因为人数锐减,难以与王权构成有效的抗衡。但,都铎王朝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贵族逐步得到休养生息。贵族人口的增长伴随着财富的增长,大大增强了与君主抗争的力量。和古老的东方不同,英格兰能够和王权抗争的主要是贵族(包括亨利八世之后形成的新贵族)而不是民众。英国历史极少发生类似中国陈胜吴广之类的农民起义。但,贵族与君主的博弈却贯穿整个王权从专制到宪制的始终。直到17世纪斯图亚特时代,以光荣革命为标志,王权终于在贵族议会面前低下了头。如果都铎王朝是走向绝对主义的专制君主,斯图亚特王朝则是从专制君主走向立宪君主。光荣革命后,君主专制不再而君主制犹在。康托诺维茨所谓“国王的两个身体”之一,亦即它的政治之体超越自然之体被保守下来。

光荣革命不是孤立地横空出世,它有它的历史脉络和资源,源头就是1215年的“大宪章”。“大宪章”开辟了英伦贵族与君主博弈的传统。当年“失地王”约翰不合理的征税,在那些封建男爵看来无疑就是侵占财产权。那时还没有议会,男爵们直接用剑逼迫约翰签署开始叫作“男爵法案”的大宪章,然后对约翰表示效忠。贵族尊重古老的君主制,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种体制的一部分。但作为“贵族之首”的君主必须按照传统的习惯法统治而不得让个人意志恣肆其上。虽然任何权力天然都具有专制主义的倾向,但贵族的反抗则是立宪主义的。他们是用习惯法规约君主而非消解君主。没有君主的君主制于贵族是不可思议的,也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立宪主义是从君主制之内以规约君主的方式维护君主制,而非从君主制之外推翻它。“大宪章”形塑了后代贵族与君主博弈的传统,它本身也成为英国成文法乃至宪法的一部分(“对于柯克而言,《大宪章》最大程度上宣布了英格兰基本法的主要基础,它包含了无可置疑的基本法律,这些法律本身在诺曼征服之前便存在了”)。这是英格兰现代性的基本模式:它不是古老的亚细亚式的“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1215年的男爵们包括他们的领袖不会像古代中国司马氏篡魏一样自己黄袍加身。他们的诉求很明确:回到习惯法。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习惯法。在英格兰人那里,古老的习惯法和古老的自由是二位一体的。

以法治性质的立宪主义抗衡王权性质的专制主义本身就具有保守性。宪政的精义有二:一是“承认的政治”,认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并愿意保守之;二是“制约的政治”,君权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能够有效限制君权的,就是以习惯法打底的英格兰普通法。普通法虽然由12世纪的亨利二世奠基,但它的主体依然是各地日耳曼人古老的习惯。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森林时代的日耳曼部落。法国英格兰普通法系的法哲学是法律先于国家,部落时代形成的习俗亦即后来的习惯法,它从形成或发生的那天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就是救济性质的。法不是国家形成之后统治者的意志(如中国先秦法家韩非李斯等),或统治者统治的上层建筑;而是没有国家之前比如部落酋长们依据自然法维系部落公正的一系列习惯性规则。酋长是有权力的,这个权力毋宁就是后来君主制中的君主权力。从部落酋长制到君主制,是国家形态的出现。但来自酋长权力的君主权力,其原始功能,除却率领部族抵抗外族和征战;就是用来纠正或矫正部落成员发生冲突时某方利益所受到的侵害或伤害。这样一种定向便是一种制约,它不妨就是原始的宪政;否则无论是当初酋长的权力还是后来君主的权力便不复存在其合法性。

如果普通法框架下的习惯法,不是用来统治,而是用来救济;那么,救济即保守。它所保守的对象,乃是告诉方业已受到侵害的权利或自由。正是在这里,自由不是别的,是且仅是乃至更是免于被强制或受侵害的权利。所以,法国受普通法浸润的英格兰民族,他们的语言往往不是争取自由而是保守自由。因为自由就在那里,不用你去争取;但它却往往容易受侵害。法律正是用来保守自由的,所以才有洛克式的没有法律便没有自由。就对自由的侵害而言,侵害者如果来自平等的对象(如你我之间),被侵害可以向权力告诉并由它来救济。问题是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暴力,它既可以补偿侵害;更可以由它自身造成侵害,而且是更大的侵害(因为它是合法的暴力)。所以自由的敌人是权力,但正如安全和秩序的依赖也是权力。两难之间,英格兰人与其是打掉君主的权力,不如用法来制约,将其置于普通法之下。于是,普通法自《大宪章》起呈现出它的另外一层含义,它不仅是亨利二世用来保障被侵害者的自由,而且在亨利二世之后逐渐发变为议会贵族用它来限制君主以保障其所有臣属的自由。约翰王是亨利二世的儿子,限制他的《大宪章》63条,其蕴含的原则无疑是宪政性的:即法律在他之上,他必须对其服从。美国学者拉塞尔·柯克这样评价《大宪章》:“大宪章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则虽然在那个文本本身里没有被详细说明,却一直延续到今日。这项原则融入了13世纪发展中的普通法,并出现在后来的王室特许证和法令中,成为英格兰宪制的基石。它就是法律至上的原则”这一原则14世纪再一次被加固。同样专断的爱德华三世颁布一条条文法,宣布《大宪章》具有宪法效力,“任何条文法若与《大宪章》相悖,皆宣告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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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群有狮王,部落有酋长,王国有君主。君主制是人类史上时间最久远的政治体制。“光荣革命”承袭“大宪章”的传统,不仅用宪法性的“权利法案”控制君主,继而又用宪法性的“王位继承法”剥夺君主指定世袭人的权利。就这样,议会一步步走上从限君到虚君的贵族政治道路。贵族政治就是议会政治,此时压根还谈不上民主政治。在贵族政治面前,“君权神授”变成了“王在议会”。王权减之又减,以至于无。但,无也是一种存在。直到今天,议会从来没有打算取缔王室,而是让王室形式化;同时发挥它凝聚人心和民族精神的作用。人心在其最古老的集体无意识里,有对权力的天然服从。服从权力就是服从秩序。英格兰保守主义政治家(主要是当时的托利党)深谙世故人情。他们借助外国武装赶走一个君主(詹姆士二世),因为他的专制;又不惜让对方(威廉三世)成为新君,条件是接受对其限制的“权利法案”。如此费心周折,腾笼换鸟,就是为了保守血统世袭的君主制。君主制比君主更重要。在经验层面上,英格兰人认为古老的君主制比理念甚于经验的共和制更能保守古老的自由。

保守乃是相对激进而言,无激进则无保守。这里光荣革命的保守性,首先不是针对后来法兰西的激进主义,而是针对光荣革命前通常被我们称为“英国革命”的“清教革命”。英格兰虽然大体上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民族,但它的身上也不乏激进主义的因子。1640年发生的清教革命同时摧毁了国王的两个身体,不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而且取缔了诺曼征服以前就存在着的古老的君主制。代之而起的则是后来法国大革命杀了路易十六之后推行的共和制。在中世纪以来的制度现代性的历史中,清教革命显然是一百五十年后法国大革命的先声。换言之,法国革命及其雅各宾则是清教革命当之无愧的遗产继承人。这是一个错综的比较,虽然清教革命和法国革命不在一个世纪,也不在一个国家,但两者却可以纳入一个谱系:都是共和激进。至于光荣革命和清教革命同一个世纪,又同一个国家,看起来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长老派贵族吃够共和主义的苦,克伦威尔死后,迎接查理二世,重启王政,让古老的君主制复辟。光荣革命后,这种复辟的君主制实乃王政其表,宪政其里。以至历史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光荣革命实际上是光荣复辟,它是对清教革命的政治“背叛”。这是阿克顿爵士对光荣革命历史的一个“托利式解释”,这其中包含有对当年激进共和的婉转的批评:“辉格党的最终目的与他们在长期国会的先辈并无二致。他们都希望安全而反对不义和压迫。内战的获胜者在共和国中寻找这种安全,他们显然失败了。很明显他们错误地废除了君主制、国教和上院。君主制、贵族制、主教制均可成为无害之物,它们均可以被调整、限制和保存。”很清楚,清教的共和革命不但没有解决专制,而且带来它自身的更严重的专制。光荣革命接受的是前辈的教训,保守原有的国体,但从政体上改革它。结果一举解决制度现代性所要解决的专制老大难。

光荣革命为英格兰民族带来了荣誉,它是保守的,也是自由的。用光荣革命的方式保守自己的自由,所以有人这样评价英格兰人:“17、18世纪当专制主义在欧洲大陆甚嚣尘上之时,议会在英格兰取得了胜利,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就有人特别提到了英国人的民族特性,说他们是自由的自然维护者。”

如果1688的光荣革命敲开了英格兰的现代之门;一百年后,法兰西“踵其事而增其华”,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发端,成为欧洲第二个走向制度现代化的国家。19世纪法国学者泰纳直接把法国革命视为“现代法国的起源”,并以此为题,出版多卷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与英格兰不同,法国革命的制度贡献不是立宪而是民主。它以路易十六的头颅为厉阶,废弃君主,建构共和。在可比的意义上,英格兰的现代史是立宪主义与专制主义对弈,法兰西则是共和主义与专制主义对决。这是1789法兰西政治现代性的特点。

英法两国虽然地缘相近,一衣带水;但历史的时间表却不一样。1066年诺曼征服后,英格兰中央集权开始崭露头角,此时卡佩王朝的菲力一世对庞大的诺曼公国头疼不已。王室属地被周围大大小小的诸侯包围,比喻的意义上,真正是封土汪洋中的“法兰西岛”。不仅无力中央集权,充其量只能在诸侯夹缝中艰难求生。直到16世纪末期,英格兰都铎王朝的绝对王权差不多进入晚景,波旁王朝的中央集权方才起步。从亨利四世开始,中经黎塞留和马扎然两位身为红衣主教的首相,最后抵达“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这个过程就是以上所谓17世纪专制主义在欧洲大陆的甚嚣尘上。但此过程也穿插着英伦式的贵族和王权的抗衡。不同在于,法兰西贵族有两种,一种是古老世袭的“佩剑贵族”,一种是可以用金钱购买的“穿袍贵族”。后者主要任职于法兰西各级法院。从亨利时代起,穿袍贵族就开始利用法院的地位和手中的法律与君主抗衡。16世纪曾任巴黎最高法院法官的克劳德·德·赛塞在其出版的《法国君主政体》中,一则承认君主政体的高贵与重要,一则指出“建立巴黎最高法院主要是为了抑制专制权力,不然国王就会力图行使它。”最典型的事件则是1648年路易十四年少时发生的“投石党”运动。巴黎高等法院学习英伦议会,试图将王权置于法律之下。这场运动以巴黎高院妥协告终。美国学者杜兰特认为:“如果投石党此举成功,法国政府便可能成为一个由律师组成的贵族政治政府”,抑或“法国日后将成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政府,而有着与英国相似的政治发展。”

这种相似的政治发展其实一直延伸到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先后出现三个议会,分别形成革命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革命发生到1791年9月底“国民议会”结束,目标就是英伦式的君主立宪。这一任务虽然几经曲折,也留了不少血,但最后终于出台了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问题是革命一旦启动便很难刹车。第二阶段是“立法会议”,从1791年10月到1792年9月,短短一年时间,保守君主制的斐扬派失势了。激进派发动了劫持王权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共和革命。国王一家被囚拘,国体也从君主制改为共和制。第三阶段由“国民公会”主导(1792.9.-1795.10.),它将前一阶段排斥民众的精英共和推进为包括“无套裤汉”在内的民主共和,直到雅各宾统治结束。如果用比喻形容,十年法国大革命(1789-1799)是法兰西民族的一个“立宪共和民主”的三级跳。

但,这是一个步履不稳甚至跛脚踉跄的三级跳。从中可以看到法兰西激进主义到底激进在哪里。激进的不是或主要不是暴力,不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正如英格兰清教革命的激进主要不是内战,甚至光荣革命其实也做好了内战准备,只是因为詹姆士二世内心崩溃而放弃了战争。英法两国的激进焦点在于它们废弃了当时不该废弃的君主制。君主制于英法两国分别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它具有巨大而稳固的历史惯性,并形成了扎根人心中普遍接受与服从的秩序。这个秩序一旦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两国历史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共和;随之而来的便是失序、混乱,甚至内战。以致为了重建秩序而不得已形成的新的专制,哪怕它超过它所推翻的前任的专制,在当时也只能是当时历史的无二之选。客观上,法兰西学习的不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而是清教革命,它甚至放弃了自己历史上已有的高等法院反专制的传统。当年巴黎高法理性地意识到投石党运动的民众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因而自觉止于所当止。但,法国革命中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他们基本上是文人政治家,未能审时度势,在宪政立足未稳、根基欠牢的情形下,出于政治浪漫主义的热情和启蒙哲学的理念冲动,鼓动民众,骤然共和。法兰西的历史还没做好这样的准备,就迎来了自己历史上从所未有的震荡。这是法兰西式激进主义的政治幼稚病。

今天,共和与民主无疑是普世的政治现代性。但在18世纪的法国,它更多还是一个现代性的远程目标。虽然从三级会议到国民公会,基本上都是全欧洲甚至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男性)普选,但在后来公民介入的政治层面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比选举更有效的参与机制。其时法兰西入口2600万,但有2500万以上的人不识字。普通民众事实上无法被有效地整合到公共生活中。对极大部分农民来说,他们甚至缺乏这样的愿望,更不用说能力。虽然共和制在罗马时代出现过,但它是和奴隶制相伴生的。中世纪意大利有过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城市共和(亦即精英共和),但法兰西自己没有过这样的日历。历史是一个过程,不能压缩,也无以速成。操之过急形同揠苗助长。还是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激进主义的苗头已经欲罢不能。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杰佛逊旁观者清,他这样致信法兰西:“与国王达成妥协,以保障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陪审团审判,人身保护和国民立法,然后他们应退隐,让制度依据人民的状态运作,直到制度培养人民获得更大进步的能力,直到确信制度不会让人民缺少更进一步的机会。”这里的意思很明白,君主立宪制度才是法兰西民族当下最合适的选择。

在美国杰佛逊既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法兰西当时学美不学英,未必不是想绕开君主立宪而直接共和。但美国是新开垦的殖民地,那块土地上原本就没有贵族与君主。因此,美利坚可以就地共和,法兰西却不能:水土不同故也。何况历史有自己的节奏,即便美式共和当初乃至长期也是精英共和而非民主共和。更重要的是共和之前和之后,美利坚的立国权重是立宪(立宪即立国),即用宪政规范共和。所以,英美一家,它们都是宪政优先,一是限制君主权力,一是限制共和权力。当法治根基稳固之后,方才逐步推进民主。18世纪时英美从来没有过类似法兰西男性普选的大手笔。就民主现代性而言,法兰西无疑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拔头筹。但,由于缺乏法治,共和框架下的雅各宾,其权力比之君主框架下的路易十六,更不受制约。

法律先于国家,法律在政治之上而不是相反。政治如果必然表现为权力,那么政治学的第一原理不是政治,而是法律;不是权力来自哪里或权力属性,而是它必须受到法的规范与限制。大革命第一阶段,王权已经得到有效的限制。从君主层面上来说,专制已经不复存在。当路易十六在皇宫被包围时,面对对方手中直指自己的木棒,他很坦然:我从未违反过宪法。但,在新政权那里,有没有新的专制呢。这要看它对能够限制自己的法律取何态度。马拉是法国大革命的舆论领袖。一位工程师因为被马拉小报指为政府密探,向法院起诉,要求马拉赔偿。法院按部就班向马拉发出传票,但马拉对法院的回答是“需要清楚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无论指控者有何种言行,只要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民众的利益,那么就只对公众负责,任何法庭都无权对其进行指控。” 用“出发点”合法化自己的言行,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排斥。法律要在论迹不论心。但,后来九三年发布的宪法恰恰支持了马拉。其权利保障条款第122条:“宪法保障全体法国人民的平等、自由、安全、财产、公债、信教自由、普通教育、公共救助、无限的出版自由”等,这里的出版自由就在法律限制之外。

宪法问题来自制定它的立宪机构。不能简单地说法国大革命只共和不立宪。从1789到1799,十年之间法兰西出台了四部宪法,就像英格兰几百年下来都没有发布过一部以“宪法”为名的文件。但,法兰西从它的第一部宪法起,起草宪法的机构在构成上就违反了宪法。1791年宪法虽然是君主立宪,但它是没有上院只有下院的一院制。因为传统的上院属于贵族,不符合大革命的平等要求。1793年的共和宪法又进一步取消了君主(这时法兰西国会完全等同于克伦威尔时代的国会,两者都没有君主和上院)。然而,宪法的要义是限制权力,它首先表现为对权力的分配和制衡。如果君主和上院缺席,权力九九归一,就没有分配可言。没有分配就没有制衡,议会于是成了谁也制约不了的全能议会。正如英国宪政学者麦基文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演时对现代民主议会提出的警告:“如果今日在法律上的议会全能一旦成为事实,那么,民主的专制必然随之而来。”(又,这样的全能议会用杰佛逊的语言就是“一个选举的专制政体”)麦基文显然不是无的放矢,当年法兰西三个议会中的两个即立法会议和国民公会正是如此。

法国革命从国民议会蜕变为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这个过程就是它从君主立宪蜕变为共和民主。但,一院制的君主立宪已经是带病上路,尽管路易十六对立法还有否决权。当这个具有否决权的权力被否决之后,立法所立之法一旦违宪,也就找不到让它停止的刹车片了。1793年以后,国民公会推出的“分配公有土地法令”“严禁囤积垄断法令”“全面限价律”“嫌疑犯律”等把宪法本来保障的那些自由基本上给颠覆了。但,此刻已经没有能够制止它的力量,而且它还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因为这些法令出自民选的国民公会,并且也经过投票的多数决。在实证法学那里,法即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但在英格兰以自然法打底的普通法那里,这些法令无不违宪。它偏离了宪法限制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的宗旨。因此,这样的法不是“法治之法”而是“专制之法”。君主立宪之后的共和,到此为止,只剩下一个共和的躯壳。

由此可以对比激进主义带来的问题。制度现代性的构成,从英美法的政治实践看,正是以上由法国革命勾勒出的“立宪共和民主”的三部曲。美利坚不论,英格兰出于它的保守主义天性,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首先实现的是王权君主、贵族上院和平民下院(拥有一定财富的人)之间的混合共和。直到1832年,亦即光荣革命过去144年之后,才开始议会改革的民主。所以它的现代性进程是一步步完成的,走得比较平稳。虽有短期的动荡,但基本都在宪法框架内博弈。这是一种和平安全而持久的现代性。法兰西不然,它由激进主义支配,把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制度三部曲变成一蹴而就的三级跳。起步不稳,又急于求成,必然导致后面的颠仆与摔跤。十年法国革命史,就是一部流血恐怖史。整个民族和自由为现代性的达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还是那位阿克顿,既谈清教革命,也谈法国革命,但他的逻辑是一贯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不是各种社会力量自发演进的结果。到底是选择最珍贵、最灵活的政治形态——立宪君主制,还是采取那种最僵硬、最贫瘠的制度——共和制度和权力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不是联邦的)制度,”——这个选择由激进主义的吉伦特和雅各宾共同作出。其结果,急于共和反而伤害共和。直到1814年路易十八王政回归,法兰西方才重启君主立宪的大门。历史毫无善果地绕了一大圈,而且血淋淋;同时还有太多的后遗症留给了那些学法的东方国家

光荣革命和法国革命过去之后,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E·梅对英法两国有过这样一种比较:“在现代,一个国家(法国)的历史乃是民主的历史,而非自由的历史;而另一个国家(英国)的历史却是自由的历史,而非民主的历史。”这里,自由的历史即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意义在于保障个人自由。所以当我们说自由时,我们就是在说法治。反之亦然。这两种历史其实是现代性的两条道路。它由英格兰首发,然后东渡法兰西。当它继续一路向东时,是法兰西而非英格兰,亦即是激进主义而非保守主义主导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的发展。英法两国的现代性历程,其意义在于,对今天那些在制度层面上既缺法治又无民主的国家或地区,是英式法治优先,还是法式民主先行。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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